中国茶道四大流派茶道的流派

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导致中国茶道形成了四大流派。贵族茶道源于“茶之质”，以炫耀财富为目的；雅致茶道源于“茶之韵”，以欣赏艺术为目的；禅茶道源于“茶之德”，以静思悟道为目的；世俗茶道源于“茶之味”，以享受生活为目的。

贵族茶道

从贡茶演变为贵族茶道，达官贵人、富商豪绅都以权钱财，把茶、水、火、器皿做到极致，这很违背人性和理性，目的就是炫耀权势和财富。潮州福建工夫茶起源于明清时期，是贵族茶道，现今已日渐风靡。

茶虽为清品，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知，并被列为贡品时，最先享用它的自然是帝王与后妃，其次是皇室成员，再是达官贵人。而“小玉”一旦被选为君王身边，她还能保持单纯纯洁吗？恐怕很难。这叫“与善为善，与恶为恶”。

茶叶被列为贡品的最早记载，见于晋代长居的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。周武王联合当时在川、陕、布一带的雍、蜀、咸、苗、卫、鲁、彭、萧六国攻打纣王，凯旋而归。从此，巴蜀产的茶叶正式被列为朝廷的贡品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。

客观上，朝贡茶制度提高了茶作为饮料的价值，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，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，形成了一大批名茶。中国社会是帝王社会，皇室的好恶最能影响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。朝贡茶制度确立了茶的“国饮地位”，也确立了中国作为世界茶叶生产大国和饮茶大国的地位，也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。

但茶一旦进入宫廷，就失去了茶的朴素品格和济世济民的美德，贡茶反而使百姓受苦。

为了向茶致敬，男人停耕，女人停织，夜不能寐，白天不得休息。茶的灵魂被扭曲，陆羽创立的茶道催生出畸形的贵族茶道。茶被金银装饰，失去了朴素；茶成了欺世之物，不再助人为乐。贵族们用茶来彰显等级，炫耀皇家风范。

贵人们不仅在乎“茶”，更在乎“真水”。为此，乾隆皇帝亲自参与了“天下泉水何其好”的辩论，以“水法”一锤定音，指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泉水。为了得到“真水”，不知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。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泡茶，便命人装进坛子里封好，从无锡“运送”到长安，奔波数千里，费力又费钱。后经一位云游僧开示，意识到其中弊端，便“劳而不怨，浮于位为尔”。

贵族茶道的茶客都是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、豪门绅士，他们不必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，但必须尊贵有地位，有钱有财。茶艺的四大要求是“细茶、真水、活火、妙器”，他们都追求“高品质”，用“权”和“钱”来炫耀财富，似乎不这样做就会破坏“皇权至上”，背叛“金钱至上”。

优雅茶道

古代文人，因得名茶、尝茶，最先养成细腻的茶感，以茶助文思，最先领略茶的韵味，提炼茶事，创立雅致的茶道，在其影响下，各种茶道流派相继形成。可以说，没有古代文人，就没有中国茶道。

这里说的“士”，是那些在位已久，即追求功名，获得了职位，或为官，或为吏员的人。最低限度，是领俸禄的士人，而不是范进那样中了科举就得了精神病的贪官，也不是严监生那样为了多得一点钱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士；那些老实好学却身无分文的穷士，也不在这一类。

中国的“进士”就是知识分子，如果进士想在中国有所作为，就必须“入仕”，如果中了榜眼，名声大噪，如果落榜，就如草芥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进士、举人。要做“区级”或“县级”的官员，最低要求是衣食无忧，才能写诗、领悟茶道。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征。

魏晋以前，中国文人爱茶的并不多，汉代有司马相如，晋代有张载、左思、郭璞、张华、杜预，南北朝有鲍令晖、刘孝绰、陶弘景，懂得品茶的也就三五人。但唐代以后，几乎没有不爱茶的著名文人，他们不仅品茶，还以茶为诗。唐代写茶诗最多的人有白居易、皮日休、杜牧、李白、杜甫、陆羽、陆进、孟浩然、刘禹锡、陆龟蒙等；宋代写茶诗最多的人有梅尧臣、苏澄、陆游、欧阳修、蔡襄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杨万里、范成大等。

原因在于魏晋以前，文人多以酒为友。如魏晋名士中，中山道人能饮八斗酒，刘伶饮酒不顾死活，常乘鹿车，提壶酒，叫人背毯子随从，说：“吾若死，掘地以和。”唐代以后，文人不认同魏晋所谓名家之风，一改文人“狂傲不羁，隐居山林，仰道崇仙”的风气，人人都想“入世”，希望能够展露所学，留名后世。文人之风沉稳务实，以茶代酒成为时尚。这种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。 正是历史的发展，把中国文人推到了这样的位置：茶道成为主角。

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：一是他们大多有职位，特别是茶区的州县级官员、文人，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因职位高而能品尝名茶。贡茶先进献给皇帝，实际上是在皇帝面前“先尝”；二是他们在品茶过程中培养了细腻的茶感，大多是品茶能手。自“提茶车，胜过研究河图”，茶中有“金屋藏娇”和“美人计”。过去为功名而努力奋斗的文人，如今全心投入茶事，因此，他们比别人更熟悉茶艺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茶艺，通过写作传播茶艺；三是茶有助于文学思考，有利于吟诗作赋。 李白能“酒酣耳热，能作诗百首”，这在常人看来是做不到的，酒醉了头都肿了，如何能费力地写出诗来？但茶却让人大胆思考，神清气爽，写得津津有味。

正如元代贤臣、诗人耶律楚材在《西域王君玉乞茶赋韵》中所说：

喝了一碗江南茶，干涸的肠子里充满了雷电。

金磨飞雪，玉盏盛芹菜。

笔兵陈十四在奔跑，睡魔卷起铠甲，梦回魂魄。

我感觉神清气爽，又没什么事可做，就躺下来，看着夕阳西下，云朵碎裂。

茶激发文学灵感，产生了品茶文学、品水文学、茶文、茶学、茶画、茶歌、茶戏等等，它们相得益彰，把饮茶上升为一种精神享受，形成了中国茶道。

雅俗茶道是中国茶道中已成为一大潮流的一个流派。爱茶者主要是古代文人，其中“官”居多，也包括尚未发迹的文人、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人、青楼歌女、艺坛演员等。饮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渴、助消化、提神，而是引导人的精神进入超然境界，在闲适雅致的品茶中领悟一些东西。爱茶者在乎山川、风月、诗文、功名利禄，希望发现一些东西，寄托一些东西，忘却一些东西。“雅俗”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品茶的乐趣

二、茶助诗

三、茶会友

四、精致的茶道

禅茶道

僧人饮茶历史悠久，因茶有“三德”之义，利于林木栽培。“茶德”催生了禅茶道。僧人种茶、制茶、饮茶，发展名茶，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、茶学的发展和茶道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日本茶道基本属于禅茶道，禅茶道源于中国，但比中国茶道更胜一筹。

明代乐纯《学庵清诗》将居士的“清课”列为“烧香、泡茶、修静、求僧、礼佛、修禅、讲经、做佛事、译经、忏悔、放生……”，而“泡茶”排在第二位，在“拜佛”和“修禅”之前。足以证明“茶佛一体”的说法千真万确。

僧人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。《晋书·艺传》记载：“敦煌人单道开，不畏寒暑，常取小石子，以松、桂、蜜三味药，饮茶苏。”这是僧人饮茶的早期官方记载。单道开是东晋人，在郎城昭德寺修行，常以松、桂、蜜三味药，饮一种用茶叶、生姜、桂皮、橘子、大枣煮成的饮料，名为“茶素”。清代在宋之后，应该说当时单道开喝的茶汤很地道。

胡居士《食论》中说：“苦茶久服可仙，与韭菜同服则四肢沉重。”饮茶久服可“成仙”，大概就是唐代陆瑾说的：“六碗茶，自觉仙气十足；七碗不足，只觉腋下有清风吹过。”与韭菜同服则四肢沉重的说法是否属实，至今无人考证。作者胡居士显然是笔名，而被称为“居士”必定与佛教有关。僧人饮茶已成为传统，茶神出自佛教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《天门县志》陆羽传：“有人说他清晨醒来，听到湖边有群雁聚集，便用翅膀遮住一个婴儿，收为宠物。”陆羽3岁时被寄养在景陵龙盖寺，由方丈曾知己抚养长大。9岁随济公学佛，11岁离寺随杂技团四处游历，学习各种艺术，获得成功。28岁后结交了僧友，即诗人皎然，又名“释皎然”、“僧皎然”。28岁后长期居住在湖州竹山一带。陆羽自幼随济公学茶艺，对这门艺术着迷不已。 终于在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时年48岁的陆羽在湖州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《茶经》。陆羽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，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茶区，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对佛教的体验。可以说，《茶经》主要是对中国僧人在种茶、制茶、泡茶、饮茶等方面的生活经验的总结。中国茶道一直受到寺庙香火的熏陶，因此具有一定的佛教氛围。

僧人为何爱茶？他们的茶道，源于茶的功德。佛教认为“茶有三德”：打坐时可助你彻夜不眠；饱食时可助消化；可抑制性欲。这三者都是经验之谈。佛教教义传入中国，成为独特的禅宗。禅僧俗人日常修行就是打坐，要求静坐、集中精神，以达到身心“轻”和观察“清”的境界。姿势要端正，头正，“不动、不动摇、不靠”。通常打坐要三个月，老僧难以坚持，年轻僧人年少困倦，更是难上加难。饮茶可以提神醒脑，驱走睡意。饭后打坐，易消化不良，饮茶可生津，消化食物。

僧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种茶、培育名茶。茶叶产于山谷，僧人则占据名山。名山有名寺，名寺产名茶。最早的茶园多在寺庙旁，后来才出现民间茶园。

古代名茶多与佛教有关，如著名的西湖龙井，陆羽《茶经》云：“茶产于杭州钱塘天竺、灵隐寺。”宋代，天竺所产的湘北茶、白云茶均列为贡茶。乾隆皇帝下江南，曾到石峰山胡公寺品尝龙井茶，并将寺前十八株茶树封为御茶。宜兴阳羡茶自汉代开始种植，唐肃宗年间（757-762年），有僧人将此茶赠给常州刺史李其嘉（宜兴原属常州），陆羽出席茶会并品尝，陆羽称“阳羡紫笋茶”为“天下第一香品”。 李巡抚尝尝心头好，便成立茶会，督制阳羡茶，进贡朝廷。从此，阳羡茶成了“状元”，身价百倍。显然，阳羡茶最早的栽培者是一位僧人。

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，为佛教徒所创。明代《茶记》记载：“徽州以前无茶，近来松萝茶风头最盛。此茶源于一位名叫大方的和尚。大方住虎丘时间最长，学会了采摘、制作的方法。后来他在松萝建寺，制山茶，在寺内焙制，远近争相销售，价格大涨，人们便称其为松萝茶。”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，属乌龙茶系，有“一香、二清、三甜、四生”的美誉，其中尤以“大红袍”为最佳。相传崇安县令久病，和尚奉上武夷山茶，县令饮此茶后，神迹奇事，百病全消。 县令为了感谢此茶救世救人，便爬上茶崖，给茶树披上一件鲜红的袈裟，于是此茶便被命名为“大红袍”。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合理，但武夷茶与佛教的联系却是真实而真实的。

安溪铁观音“重如铁，美如观音”，其名取自佛经。普陀佛茶产于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普陀山。僧人种茶供佛、待客，直将茶命名为“佛”。庐山云雾原为野生茶，后经寺观僧人栽培为家茶，进入名茶体系。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。《巴陵县志》记载：“君山贡茶，自清代始产，年年进贡十八斤。谷雨前，县令遣山僧采一旗一枪，色白而有毛，俗称白毛尖。”此茶至今仍由僧人栽培。黄山毛峰为毛峰茶中极品。 《黄山志》记载：“云雾茶，山僧于岩缝微土中栽培，微香冷韵，远胜匡庐。”云雾茶即是如今的黄山毛峰。桂平西山茶，始产于西山观音岩下。惠明来，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。别说中国产的茶叶，就连日本的茶叶，也是由佛教僧侣从中国带回，在日本种植繁衍，使日本成为世界重要产茶国之一。

有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、蒙山直居寺、苏州虎丘寺、丹阳观音寺、扬州大明寺、白塔寺、杭州灵隐寺、福州孤山寺、雁荡山天台寺、泉州清源寺、衡山南岳庙、西山白云寺、建安能仁院、南京栖霞寺、长兴古清吉祥寺、绍兴白云寺、丹徒招隐寺、江西宜惠县普利寺、岳阳白鹤寺、黄山松谷庵、吊桥庵、云谷寺、东山洞庭寺、杭州龙井寺、惠州松萝庵、武义天心寺等。

世俗茶道

茶既雅俗，又有雅俗之分。入世俗社会，在官场工作，就沾染了官场气息；在黑社会工作，就沾染了黑社会气息；在市井工作，就沾染了金钱气味；在清汤下工作，就夹杂着化妆品的气味；在社会上工作，就沾染了雇佣兵的气味；在家庭工作，就沾染了小家子气。沾染了烟火气息，哪能没有烟火气息。这就是源于“茶味”，以“享受生活”为宗旨的“世俗茶道”，其中的通俗部分，发展前景十分可观。

茶既雅俗共赏，进入官场，与政治扯上关系，就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雄伟、悲壮、伟大、渺小、光明、卑鄙的历史大戏。唐朝朝廷通过丝绸之路向海外各国输出茶叶，开辟了外交关系，茶也使都城长安成为世界大都市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唐朝文成公主下嫁西藏，带来了芳香四溢的茶叶，从此饮茶成为藏族人民的时尚，这一事件也作为历史佳话在西藏流传下来。唐文宗李昂太和九年（835），江南茶农为抗议茶叶专卖制度，杀了茶使王崖，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“甘露事件”。

明朝朝廷将茶叶出口到边疆换取战马，并以此作为杀戮铜钱，希望“制夷之命”。茶叶成为明朝重要的政治筹码。清朝左宗棠收复新疆，也借机进口胡茶，作为巩固边疆的经济手段。

茶是灵物，随国家政治动作而兴衰，有过辉煌，也有过厄运。史载，公元1044年（宋仁宗庆历四年），西夏景宗天授立法延札七年，八家与夏议和。宋朝封元为夏王，每年赐“银七万两，绢十五万匹，茶叶三万斤”。宋人以茶进贡朝廷，朝廷也以茶进贡西夏，以讨好强敌。茶承载的不是友情，而是对权力的臣服。

清代官场有特殊的程序和意义，与贵族、文人、禅宗的茶道不同。在隆重的场合，如拜访上级或长辈，仆人奉上的茶，不准照常饮用，主人和客人也一样，如果贸然饮用，会被认为是失礼。如果主人奉茶，就意味着客人已被勒令离开，客人必须立即离开，这叫“奉茶送客”。如果主人命令仆人“换茶”留住客人，这叫“留茶”。

茶是一种特殊的礼物，用来联络感情，架起沟通的桥梁。机构重叠，人员冗余，官员工作繁忙。“一杯茶，一包烟，一张‘参考’，看久了。”茶在不同场合使用，可以成事，也可以伤事，温情，势利。茶虽然是干净的东西，但难免落入染缸，常常扮演尴尬的角色，茶被用来做“坏事”，错不在茶。

茶入市，又是一番别样的模样。在广州，“请喝早茶！”是商务谈判的代名词。一杯茶两件商品，双方欣赏、交谈。“商战”从两缕升起的水汽之间开始，看货、讨价还价、暗暗盘算、争价，最后成交，一口喝下茶，双方大快朵颐。没有茶，这场商战就毫无色彩，毫无诗意。只要喝上一杯早茶，即使商战失败，茶香依旧让人难忘。

茶进入黑社会，就增添了几分黑社会的气息。黑社会帮派之间发生纠纷时，并不诉诸法庭，也不急于“大闹一场”争权夺势，而是强调黑社会的忠诚，请​​双方都信任的人来调解仲裁。地点往往是在茶馆里，这叫“边吃边谈茶”。这话没错，茶道的目的就是“达到清明和谐”。

茶道进入社会，趋于大众化、普遍化，形成社区文化的一大特色。例如城市里的茶馆就很世俗化。《清百类钞》记载：京城的茶馆，摆着长桌，茶费、水费要另算；带壶来倒茶的，可以自带茶水，付水费。汉人很少涉足。八旗人，即便是三四品官员，也有人坐在那里，提着鸟笼，拖着长裙，坐在宽阔的座位上，喝茶休息，和贫贱之人闲聊，不觉得是告白。但绝对没有权贵的踪影。

民国时期，北京的茶馆集饮食、娱乐于一体，既卖茶，又卖小吃。还有评书茶馆，多讲《包公案》、《雍正剑客》、《三侠五义》等故事，顾客一边品茶，一边听评书。还有京剧社团，唱戏的既有专业演员，也有业余演员，满足顾客的茶瘾和戏瘾。还有艺术茶馆，顾客可以看杂技、听相声、弹琴、品茶，欢声笑语。

文人笔下的茶馆，虽然谈不上高雅，却颇有人情味。在老残先生的《明湖居茶馆》里，可以欣赏到鼓艺人王小栓的表演；在鲁迅先生的《花老栓茶馆》里，可以听到革命党人被杀的传闻，亲眼目睹花小栓吃着沾满鲜血的馒头；在沙汀先生的《七香居茶馆》里，可以看到成为历史垃圾的包氏兄弟、保甲头目、士绅；在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里，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人，剪纸人、打鸟人、斗蟋蟀的人、担保人、洋信徒、特务、暴徒等等，最后还有精明的王掌柜解下腰带而死。……总之，小小的茶馆，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茶叶入户，泡茶活动就开始了。清代查维任《廉颇诗话》有诗云：

书法、绘画、棋类、诗歌、美酒、花卉，

那时候，一切都离不开它；

现在所有七件事都发生了变化，

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。

茶，是平常之物，日常必需品。客人来，泡茶以增进联络；家人一起饮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茶带来温暖。茶道已入家庭，讲究随性、随心。茶不需精，家有其所；水不需贵，法最要；器皿不需精巧，但茶好用。豪门求精致茶事，以炫富雅致，不足为奇；小康人家不敢攀比，但法度相随；普通家庭可以有简陋茶壶，但只要泡得当，饮得当，同样可以享受。茶，不是高傲、古怪，而是能屈能伸的木人。

综上所述，茶作为俗物，从“品茶”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茶道，可称为官茶道、帮茶道、情茶道、社团茶道、平民茶道、家庭茶道。茶有官气、霸气、匪气、黑社会气、佣兵气、阴柔气、英雄气、小气。这些都源于“饮食之欲”，其主要目的在于“享受人生”。它既不是道教，也不是佛教，更多的是儒家思想。为了研究得更加完整、系统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世俗茶道”。

80年代，生活节奏加快，市场上出现了速溶茶、茶包。城市里最方便的地方还是小茶馆。喝大碗茶成本少，方便，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。小茶馆、大碗茶的增多，让浓郁雅致的饮茶黯然失色。中国人最流行的茶道，还是世俗的茶道（主要指民间的茶道）。中国人来了，茶道来了，但茶道将不再是明清的格局。